1月9日，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数据显示，2019年12月份CPI同比上涨4.5%，低于市场预期。从2019年全年看，CPI同比上涨2.9%，顺利实现了2019年初确定的“全年居民消费价格涨幅3%左右”的预期目标。数据公布后，市场上有关CPI走升的预期明显降温。
多家机构预计，2020年，猪肉市场供应有望逐步恢复和稳定，随着生猪价格下行，CPI同比涨幅也有望稳步回落，物价不存在全面上涨的基础。
此后，市场上担忧货币政策的情绪也明显缓解。2019年，CPI走高时，不少人曾担心货币政策会受到影响，甚至有人说这会“掣肘”货币政策。
那么，货币政策与CPI究竟有着怎样的关系?
对普通人来说，CPI是观察生活成本的指标，但对于一国而言，CPI更是观察宏观经济的重要窗口，是宏观调控的重要依据。作为货币政策的目标之一，CPI也是货币政策关注的重要变量。货币政策的目标是保持币值稳定，对内是保持物价总水平稳定，对外是保持人民币汇率稳定，同样需要关注物价水平。
一般来说，当经济增长较快、通胀有大幅上行的趋势，货币政策应该收缩，避免物价出现全面、大幅的上涨。反之，通胀疲软，则应放宽货币政策。目前，全球多个央行都把盯住通货膨胀目标作为货币政策的锚，用于引导社会公众的预期。比如，因为通胀数据持续低于2%的政策目标，美联储、欧央行在2019年均迈开了货币再宽松的步伐，寄希望于通过降息等手段刺激经济，让通胀重返政策目标。
因此，2019年国内CPI出现上涨后，市场普遍担心，这会对货币政策形成掣肘。
在谈到通胀目标时，中国人民银行行长易纲曾指出，正确的做法是，各国中央银行根据本国的实际情况来确定通胀目标，从1%到4%可能都是合理的选择区间。比如，发达国家和人口老龄化经济体最优的通胀目标可能是1%或1.5%，发展中国家和人口年轻化经济体可选择3%或4%，有些持续高通胀的经济体还可以把通胀目标定得更高一些，比如超过4%。货币政策(比如对通胀目标的确定)可以在一定程度上稳定和引导社会公众的预期，但前提是这种引导离经济基本面所决定的趋势不远，这样的货币政策才是符合实际和有效的。
2019年，央行多次强调，当前中国并不存在持续通胀或者是通缩的基础。
从CPI上行的背景看，CPI涨幅上升主要受肉类食品影响，是典型的部分食品导致物价出现结构性上涨。而且，从未来一段时间看，市场普遍预计2020年下半年后，翘尾因素对PPI的影响将小于2019年并将更加稳定，CPI受食品价格上涨的冲击将逐步消退，两者间的差距有望趋于收窄。
2020年新年伊始，央行0.5个百分点的降准也打破了所谓的货币政策“掣肘论”。为支持实体经济发展，央行释放了8000亿元长期资金，这将有利于带动实体经济实际贷款利率下行，减轻实体经济尤其是民营企业、小微企业的负担。
在货币政策收紧的预期下降之后，降准也不意味着货币政策会走向另一端。
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已经为我国的货币政策定调——我国将继续实施稳健的货币政策。这意味着，在支持经济高质量发展过程中，货币政策要把握好政策的取向和力度。政策过紧，会加剧总需求收缩和经济下行;政策过松，又可能固化结构扭曲，推高债务并积累风险。因此，要保持货币条件与潜在产出和物价稳定的要求相匹配，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和高质量发展营造适宜的货币金融环境。
从内部来看，货币政策保持稳健是当前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需要;从全球范围来看，货币政策保持稳健是我国经济的“亮点”之一。正如易纲所说，未来几年，还能够继续保持正常货币政策的主要经济体，将成为全球经济的亮点和市场所羡慕的地方。
目前，我国是全球主要经济体中少数仍然实行正常货币政策的国家，公开市场7天逆回购利率仍保持在2.5%之上。相比之下，2019年美联储结束加息，并进入降息周期。2019年7月份以来，美联储已经降息3次共75个基点;欧央行也于去年9月份开始降息并重启了资产购买计划;更有部分国家，如日本、瑞士等国已经深陷负利率政策之中，非常规货币政策被迫“常态化”。
然而，“大水漫灌”式的非常规政策效果仍存在争议。从目前的国际实践来看，过于宽松的货币政策、大规模的货币刺激可能在短期内能起到一定效果，但从中长期来看，反而会带来诸多“后遗症”，影响经济结构的调整和优化，让危机的调整过程更长。正因如此，易纲指出，应尽量长时间保持正常的货币政策。
“继续实施稳健的货币政策，为促进经济高质量发展创造良好的货币金融环境。”1月12日，在经济日报社举办的“2020中国经济趋势年会”上，中国人民银行副行长、国家外汇管理局局长潘功胜在谈到货币政策时，再度明确了货币政策的稳健取向。
接下来，货币政策要继续保持稳健，使得货币信贷、社会融资规模增长同经济发展相适应。在当前世界经济增长持续放缓，全球动荡源和风险点显著增多的形势下，也要综合考虑经济增长、通胀预期、宏观杠杆率和汇率的稳定。着力深化金融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疏通货币政策传导机制，引导金融资源更多流向实体经济尤其是薄弱环节，为高质量发展和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营造适宜的货币金融环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