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去一降一补”是今年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重点，目前来看“三去”工作进展要快于“一降一补”。去产能方面，工业产能利用率从2016年一季度的72.9%，上升至2018年一季度的76.5%。从价格看，钢铁、煤炭等产能过剩“重灾区”改善更为明显。去库存方面，2018年5月末，全国商品房待售面积为5.6亿平方米，相比于2016年2月份的库存高点7.4亿平方米，下降了24.3%。去杠杆方面，在持续严监管后金融体系的杠杆明显收缩，BIS数据显示非金融企业杠杆率也从2016年二季度的高点166.8%下降至2017年三季度的162.5%。
相比于“三去”，降成本的成效并不显著。工业企业每百元主营业务收入中的成本，只从2015年末的85.68元小幅下降到2018年4月的84.52元。
降成本是今年政府工作的重点之一。完善增值税、大幅扩展享受减半征收所得税优惠政策的小微企业范围等降成本措施已经落地并起到一定效果，在此基础上继续帮助实体经济降低成本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首先，非金融企业仍然面临较重的去杠杆任务。在收入增速伴随经济放缓而回落时，需要在成本端发力来增厚利润，偿还债务以实现主动去杠杆。
其次，在经历市场化去产能、行政化去产能和环保限产后，多数行业里竞争力不足的中小企业加速出清，但中小企业又承担着重要的就业和税收责任，需要通过降成本来维系他们的经营。
最后，我国正处于新旧动能转换期，科研创新是支撑新经济发展的重要动力，但研发是高投入、高风险的活动，除了在政策上给予支持，还需要通过诸多措施来降低成本。
企业生产经营面临多种支出，这决定了降成本是个系统工程，并非一日之功。为确保降成本能落到实处，需要打好政策组合拳，而且要长期坚持。笔者认为，除了减税和降费外，还可以从以下四方面入手，积极作为。
第一，发展股权融资。对企业来说，股权融资的优势很明显，能够优化资产负债结构，而且无需支付财务费用。但目前来看，我国股权融资比例仍有较大提升空间，这也是我国非金融企业高杠杆率的原因之一。未来应进一步建立健全多层次资本市场，如扩大IPO规模、严格执行退市制度、吸引更多境外投资者进入等，让更多企业能够在资本市场上获得股权融资。
第二，优化债务融资工具。债务融资工具多样，包括债券、贷款、非标、融资租赁等，各种工具的成本也不一，通常债券的利率最低，而非标融资成本要高于银行贷款。尽管债券融资是政策长期鼓励的方向，但受政策影响，去年以来企业发行债券的成本和难度都在上升，不少优质企业转向了贷款。
发展债券市场，有助于降低社会融资总成本。目前来看，亟需解决的问题主要有两个。一是评级虚高。评级结果要能如实反映企业的信用状况，而且从投资人的角度看，评级结果也要加大区分度，集中在AAA和AA级，增加了投资人择券的难度。二是投资者不足。去年以来信用债发行难度上升，而且高、低评级之间分化严重，很重要的原因在于严监管后广义基金的配置力量趋势性减弱。发展壮大债券市场，需要引入增量资金，可以采取的措施包括丰富外资进入渠道、鼓励非金融企业投资等。
第三，继续推进去产能。产能过剩行业集中在中上游，由于预算软约束，即使是长期亏损也能经营。这些企业占用了大量的人力、信贷、原材料，抬高了各类生产要素的成本。继续推进去产能，有利于从低效率部门释放生产要素，降低全社会的生产成本。但也要注意，在去产能过程中，应避免产能过剩行业以产品过度涨价的方式，向下游行业转移成本。最典型的是，钢铁去产能后吨钢利润维持高位，增加了以钢材为原材料的行业生产成本。
第四，降低物流成本。全国统一市场正在逐步建立，生产资料流动加快。但与此同时，由于诸多原因，物流成本居高不下，最直接的结果是，同一个产品在生产地和终端使用地之间产生了很高价差。通过改革高速公路收费制度、提高运输效率等方式来降低物流费用，也是落实降成本的重要一环。